通事为清廷在部落村社统治力量的象徵。16世纪中叶汉人已确知台湾的存在，渔、商船也开始往来通贩，并有少数汉人定居（有些娶土着妇女），由於常与土着来往，通晓其语言、惯习，17世纪且成为土着之顾问或代表，与荷兰人进行交涉。1624年荷人治台後，开始培养传教士、教师与士兵，以及儿童学习土着语言，以为双方进行交涉时的翻译，为官方在台设置通事之始。郑氏时期仍沿用此制，并将所有通事统於安抚司，通事始被纳入国家管理之下；通事也被土着视为国家统治力量的象徵。清领台湾以後，归化各部落仍承袭郑氏遗规，设通事以领之。清代通事由官方认可，「岁给一牌」，最初统於各县，1766年设南北理番同知，始有专辖衙门。理番同知的设立，一方面表示国家力量积极介入部落村社；一方面呈现部落体制逐渐官僚化，在清廷的理番政治发展上，具有里程碑的历史意义。以岸里社为例，1790年代以来，不但规定通事的任期及职责，使通事的任免更趋制度化，并由通事授薪予副通事以降到守隘番丁。而部落组织的官僚化，象徵着土着政治控制权的正式沦丧。简言之，通事在官方的层级虽然不高，但负有官方与土着间传译、沟通、催办劳役等要务，即官役、官差、向导、R社的角色。由於汉通事的横徵暴虐，常引发彼此的冲突，以及社人抗官事件，故乾隆中叶後改由土着担任。
参考资料
〔★尹章义，〈台湾北部拓垦初期「通事」之角色与功能〉，《台北文献》，直字59/60期，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