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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在1895年（明治28年）俄国、德国、法国「干涉还辽」的外交挫败後，主观上亦未必能再承受领台失败之打击。况且，挟着战胜中国的意气风发，日本朝野将统治殖民地视为跻身文明国家的试金石，因此日治初期日本资本来台，如同矢内原引述其师新渡户稻造所言「资本追随着国旗」，民间资本的动向，处处有着国家权力与政府政策的导引及支持。治台50年间，日本人在台湾的经济活动，大致不离政治先行於经济的模式。
近代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其性格可说经济欲求与政治诉求互为表里，并且由此因果相循所形成的冲动而推进。就此观点而言，经济政策即政治政策。台湾总督府初期的经济政策，可说是治台的「基础工事」，包括改革土地制度、设立台湾银行、建立货币制度、以日本现行对外条约规制台海两岸的交流、以补助航线建立台湾与日本往来管道、兴建纵贯铁路完成台湾岛内统一市场、建筑基隆、打狗（今高雄）港湾以与日本经济连结等。台湾经济脱离以厦门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圈，逐渐编入日本经济的势力范围，进而成为日本殖民地之实质，总督府的施政扮演关键的角色。
在1930年代的「军需工业化」之前，台湾经济以台湾银行为中心所建构的金融网络，以对日出口为导向的糖、米产业而运转，其性质是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协助解决或承受其国内农业逐渐被牺牲、边缘化所扮演的替代性角色，而非区域分工，所谓「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理解，只是事後的归纳与推论，而非殖民统治的既定方针。
总督府的经济政策，首推糖业奖励政策。1901年新渡户稻造提出「糖业改良意见书」，代表总督府意图对台湾糖业发展打造「充分」条件，日本政府新推出的砂糖关税、消费税政策，皆对台湾糖业有利，加上日俄战後日本国内的投资热潮，而有东京、名古屋、大阪的糖业资本进入台湾。
1920年代蓬莱米研发成功之前，台湾米（在来种）已经由日本商人进口到日本，而以蓬莱米为主的台湾「殖民地米」大量销日，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富山县爆发「米骚动」之後才开始，除了反映日本以牺牲农村及农业，倾全力工业化所付出的代价外，也在台湾岛内引起「米糖相克」现象，此一问题显现制糖会社资本积累的局限性，与日本资本主义整体工业结构的内在矛盾。
1937年7月，七七事变（又称芦沟桥事变）爆发，中、日全面开战。台湾在既有的糖、米生产基地外，被赋予军需工业品生产基地及「南进基地」的新任务，军需工业化可说是日本对外侵略时期台湾经济的重要特徵。而台湾战时经济体制的「起点」，在概念上可说是既有糖米经济结构的松动。1939年5月，总督府公布「台湾米谷移出管理令」，正式管制台湾米的出口；10月公布「台湾糖业令」，管制制糖会社的经营，举凡制糖厂的设立、原料采取区域、甘蔗的处分、制糖事业的歇业或转让等，皆须总督府许可，该法令特别强调制糖业必须配合「时局」的「公益性」。
1930年代以降，总督府的经济政策是在战时体制内应军方（战争）的需求，进行军需工业化。由於台湾在日本经济圈仅扮演农产加工及粮食提供的角色，未有全盘的工业化策略，亦欠缺人力及生产设备，因此只能依赖日本技术支援、人才移民乃至生产设备等各种中间财的输入。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台湾实质上无法经由工业化朝向独立的经济实体发展。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近代化虽有所促进，同时也内含此一局限性。
中文关键字：台湾总督府 , 殖民政策 , 台湾银行 , 军需工业化
英文关键字Taiwanese Governor General’s Office , colonial policy , Bank of Taiwan , military demanded industr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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