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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2月，於日本东京筑地小剧场深造的张维贤返台，企图实现所学与理想，在「台湾劳働互助社」的无政府主义者协助下，成立了「民烽演剧研究会」。4月对外发表宣言，强调「处今之世，如何谅解并关怀人生，并揭露那御用艺术的黑暗，是我们要努力以赴的目标。」透露出期望藉由艺术反映人生、改善社会的理念；6月15日，於蓬莱阁（今台北南京东路圆环附近）正式举行成立大会，招募了二十多名会员，试图复制筑地小剧场的功能与训练方式，使研究会成为一个剧场及表演训练学校，以培养专业的演员和剧场人员。
针对研究生的培训，研究会举办各式讲座，包括：台湾语研究（连雅堂）、文学概论（谢春木）、演剧概论（黄天海）、音乐（吉宗一马）、绘画（杨佐三郎）、演剧史与排演（张维贤）等，这些概论性课程明显地落实了张维贤意图由内而外有系统地薰陶出一个剧场表演者的想法。然而，当时的新剧演出仍只是有钱人的休闲活动，多属玩票性质，学员们一味地想在演技训练和化妆实习等求得表现，无法定下心来学习概论课程，再加上基础学识和社会见闻浅陋、没有专供研究的好剧本、演员的躯体不能运用自如等问题，促使张维贤决定暂时中止研究会，於1932年初再度赴日进修。
在东京舞蹈学院里，张维贤学习「达达鲁库罗兹」律动运动（Dalcroze Eurhythmics），想要藉由最新的节奏律动教学，开发学员僵硬拘束的肢体。半年後返台重新召集学生授课，一改过去学习方式，课程内容着重实际训练，将组织剧团演出当成全体师生努力的目标，并选定达比特宾斯基的《一＄》作为练习剧本。
1933年秋，「民烽剧团」於台北永乐座举行四天的公演，剧目有徐公美的《飞》（独幕剧）、佐佐春雄原着的《原始人的梦》（九幕，张维贤编剧）、达比特宾斯基的《一＄》（独幕剧，张维贤译）、易卜生的《国民公敌》（五幕，张维贤译）等。演出使用整套全新的舞台照明设备，并有专人负责，在当时可谓前所未有之举。此次公演後，张维贤的演剧艺术才华获得肯定，一些年轻人如宋献章（非我）等人亦因深受感动而加入新剧行列。1934年3月27、28日，「台北剧团协会」在台北荣座举行「新剧祭」，民烽剧团是唯一获邀参演的台湾人团体，虽然观众以日人居多，但张维贤挑战以台语演出，并将拉约斯?美洛斯的《新郎》翻案成纯中国式的作品，演出後反应热烈，声势压过其他参演的日本剧团。「新剧祭」後，民烽剧团计画巡演全岛，但因经费、人才等现实条件的缺乏，一切只好停摆；张维贤前往中国上海考察，而民烽剧团部分班底组成「钟鸣演剧研究会」，继续巡回各地演出，成为1937年中日战争前重要新剧团体，可视为张维贤与「民烽」的一脉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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