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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山岩遗址发现於西元-6年，亦即-统治-的第二年，当时总督府国语学校的教谕粟野传之丞在学校所在的小山上采集到一件小石斧。本遗址在日治时期少为学者所研究，直至战後初期的1948年，国分直一、何廷瑞、宋文薰与刘斌雄等人才对芝山岩遗址进行调查，开始就遗址的文化内涵及保存有了一些初步讨论。其後也有不少考古学者前往调查，并且采集到不少史前遗物。1979年，雨农国小兴建校舍，同时台北市政府工务局也进行着修筑芝山岩环山道路与雨声街、至诚路箱涵施工的工程，这些工程大面积地暴露了原来埋藏在水田底下的文化层，遗址被挖出大量的文化遗物及贝塚。宋文薰、连照美两位教授趁施工之际，在今日雨农国小与公园之间的道路上，抢救性地发掘一个3x3公尺的探坑以及因工程出露的瓮棺、仰身直肢葬各一处，初步地了解了此遗址的层位堆积。而在工程施工其间，民间的标本蒐集者及雨农国小的老师均采集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以及兽骨、贝壳等生态遗留，这些采集物显现出芝山岩遗址的文化内涵相当复杂，可能拥有不同的多文化层堆积。
由於工程掀出大量史前遗物，使得学者们体认到芝山岩遗址的重要性，在宋文薰、林朝棨两位奔走之下，1981年二月台北市文献委员会正式委托黄士强对此遗址进行发掘工作，而根据这次发掘之成果，黄士强认为遗址的地层堆积包含了上层圆山文化与下层一个新的史前文化，其命名为芝山岩文化。1993年，内政部指定芝山岩遗址为二级古蹟，其范围包括至诚路及雨声路所包围的芝山岩及邻近地区，使遗址正式受到法令的保护，而较能免於人为的继续破坏。1995年六月，市政府民政局有感於遗址的重要性，而根据「文化资产保存法」中古蹟保存区及邻近地区施工的相关规定，要求遗址范围内施工的公私单位建筑商必须在施工前事先申请核准，并且由学者进行现场监测。在监测过程中发现文化层之迹象，得由学者依文资法法令进行处理，或改变施工方式，或改变施工范围以保存文化遗留，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工作。
芝山岩遗址所出土的文化内容相当丰富。遗迹方面，遗址内出现有贝塚、砂岩岩床柱洞群、仰身直肢葬及瓮棺葬。遗物方面，宋文薰在遗址中所发现、表面黏附牡蛎和藤壶的砾石砍器，是芝山岩有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活动的证据。归属於大坌坑文化、芝山岩文化、圆山文化、植物园文化等的陶片遗留，在遗址中均有分布，其中，以芝山岩文化的彩绘陶片最受人注目。石器除了上述砾石尖器外，另有斧锄型器、磨制石斧、有肩石斧、锛凿、矛镞、石刀、石网坠、石锤、石杵、石环、玉的玦型耳饰、有段石锛等。另外，
由於其特殊的沉积环境，芝山岩遗址还出土了许多不易保存的遗物，像是稻米、植物-，骨器、牙器、鹿角、木器、草编、绳编等物，提供研究者相当多重要的研究资讯。
本遗址的文化类型，现在有学者认为，应该是旧石器时代晚期(6000B.P)→大坌坑文化→芝山岩文化→圆山文化→植物园文化→-文化，但亦有学者持论芝山岩文化之前应该还有一个讯塘埔文化的存在(刘益昌 2004)。年代方面，旧石器时代晚期约莫为6000B.P.，其後史前文化一直持续至1800B.P.左右。芝山岩遗址的史前文化层相当丰富，几乎涵盖了整个-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史前文化，其在-北部的考古史前文化之学术研究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遗址贝塚中出土的彩绘陶，占总陶遗留数量的4%，黄士强先生认为其与中国浙江、福建等地发现的彩陶在颜色和纹饰上都很相似，因此推论芝山岩文化应该是一个由中国-传播致-的外来文化。
与本遗址相关的重要参考文献有：连照美〈芝山岩遗址第一次发掘〉；陈得次〈芝山岩贝塚出土之史前时代原住民生活〉；黄士强〈芝山岩遗址发掘及其所引起的问题〉、〈台北盆地史前文化〉、〈台北芝山岩遗址发掘报告〉等。
参考资料 连照美1980〈芝山岩遗址第一次发掘〉，《人类与文化》14：72-74。陈得次1980〈芝山岩贝塚出土之史前时代原住民生活〉，《史联-》1(1)：47-50。黄士强1981〈芝山岩遗址发掘及其所引起的问题〉，《-史迹源流》：79-103，台中：-省文献委员会。1981〈台北盆地史前文化〉，《台北市发展史》1：865-904，台北：台北市文献委员会。1984〈台北芝山岩遗址发掘报告〉，台北：台北市文献委员会。刘益昌、郭素秋2000《台北市考古遗址调查与研究》，台北：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刘益昌等2004《台闽地区考古遗址普查第七期－台北县、基隆市、台北市》，内政部委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执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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