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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目前专指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工，他(她)们在目前的1.5亿跨省流动农民工中占六成份额，总数约9000万人。随城市(镇)化进程之推进，这一社会群体的总人数正以每年800万～900万人的速度快速递增。这一说法是在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的。
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新生代农民工年龄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新生代农民工”既包括从小在农村长大的青年劳动力，亦包含“首代农民工”夫妇在城市生育达到就业年龄的青年劳动人口。前者(对于社会)的问题是，这个群体一旦离开农村，尽管在城市打工异常艰辛，不时遭受制度不公带来的各种社会歧视，但要让他(她)们重新返回农村务农在整体上已全无可能;后者的问题是，他们从小随父母在城市(镇)长大，尽管漂泊生活导致他(她)们普遍未能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在城市(镇)就业竞争中缺乏整体优势，但他(她)们压根就不熟悉农业生产，在农村的根事实上已被割断,简言之，他(她)们已不可能再返回“老家”去做农民……
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面临的前沿而又现实的挑战突出表现在：
(1)他们的劳动供给和就业行为明显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在不同时代成长的农民工有着不同的阅历和自身不同特点，导致他们追求目标、偏好等不同，因此，仅仅将农民工视为同质群体的传统研究方法不能了解当今农民工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新生代农民工因为他们的效用和目标函数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劳动供给函数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点与厂商需求之间存在“缺口”而出现“民工荒”现象。
(2)他们对社会保障的需要胜过第一代农民工。在心态和观念上，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较低，即使在城市中无法生存时，还有回乡务农的最后一条退路。第二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新生代农民工不仅需要劳动权益的保护，而且需要社会失业救急网络的保障。
(3)他们的市民化问题如不能顺利解决，将直接关系到城乡的社会稳定。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是更需要市民化也是更容易市民化的群体。他们更加渴望城市的文明，意识和行为已接近于城市人，但因为个人、制度和市场等多方面原因依然滞留在农民工队伍中。随着第二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如果长期不能迈过市民化这道“门槛”，累积到一定时期和规模时很有可能引发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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