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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贤是大稻埕酒商张家墩与名门陈维英三女陈欣的长子，1923年自佛教曹洞宗中学林（今泰北中学）毕业，旅行中国沿海及南洋一带，有感於台湾没有与现代生活有关的演剧，回台欲实现理想。1924年结合「摘星网球会」球友陈奇珍、陈凸等人，合组一新剧社团「星光演剧研究会」，每年都有新剧公演，颇受观众好评，逐渐提升当时人们对戏剧及演员的观感。1928年正月春假，改名「星光剧团」，在永乐座连续演出十天，创下台湾演剧的空前纪录。
在从事新剧活动之余，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於1927年7月与日人合组「孤魂联盟」，以研究并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为目的，冀图藉此对抗日本专制统治。结社後举办演讲、发行杂志，联合日本国内无政府主义者，并与劳工运动团体互通声气，引起台湾当局警戒，1928年7月，相关处所遭日警搜查，虽无定罪证据而被释放，但原本组织不密的联盟，经此打击也几近解散。
1928年冬，张维贤前赴日本东京，在日本新剧运动的发源地筑地小剧场深造学习，二年之中自由出入剧场相关部门，并常浸淫在纪念坪内逍遥的演剧图书馆中。除演剧外，也参与日本的社会运动。1930年2月返台後，与「台湾劳働互助社」的无政府主义份子合组「民烽演剧研究会」，期望透过艺术改善社会，招募二十多名会员，安排有关戏剧、音乐、舞蹈、美术、文学等讲座进行培训，有感於学员专业仍然不足，决定暂时中止研究会，於1932年初再度赴日进修。
在东京舞蹈学院期间，学习「达达鲁库罗兹」律动运动，半年後返台重新召集学生授课，内容着重实际练习。1933年秋，「民烽剧团」於永乐座公演《国民公敌》、《原始人的梦》等翻译剧，在软硬体的准备上都可见用心。演出後，张维贤的艺术才华获得肯定，同年12月与在台日人剧团合组「台北剧团协会」。1934年3月，该协会扩大举办「新剧祭」，於27、28日在台北荣座演出新剧，「民烽」是唯一获邀参演的台人团体。虽然观众以日人居多，但张维贤挑战以台语演出，并将拉约斯?美洛斯的《新郎》翻案成纯中国式的作品，演出後反应热烈，声势压过其他参演的日本剧团。此次演出奠下他在日治时期台湾演剧界的地位，王诗琅誉之为「台湾新剧第一人」。
「新剧祭」结束後不久，眼见中国大陆逐渐陷入日本侵略危机，决心前往上海考察剧运，希望能为其尽一份心力；然而对当时的大环境无能为力，只有黯然赋归。中日战争期间，再赴上海经商，任职於台湾旅沪同乡会，二二八事件爆发後，与台籍友人返台尝试调停，被限制行动并遣返。1948年底返台後，经商投资都不顺心；1958年与友人合组「东陆影业公司」，拍摄台语片《一念之差》，不惜成本提高电影品质，但却因票房不佳而提早下片。晚年的他只在家默默静坐，1977年因口腔癌病逝，享年73岁。
张维贤是新剧运动者中，较具剧场理念者，除了标榜打破旧俗，谋求以演剧教化民众，也着重剧场的改革；虽极有心建立职业剧团，但当时社会条件不足，人才有限。他曾多次赴日学习剧场艺术，并在台举办讲座、筹画演出，甚至担纲上场，为改善台湾演剧状况可谓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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