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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6月，上海的文明戏班「民兴社」在郑公天率领下首度来台公演，标榜「男女合演」，表演时先以京剧锣鼓闹台，继以喜剧开场，然後接演正戏，大多以轻松滑稽的手法演出。由於对白为北京话，为使台湾观众了解，上演前先由「辩士」作剧情解说。
上海民兴社在台北、桃园两地公演二个月後，与李逸涛等人解约，继由台中人刘金福承包，在台中、嘉义、台南等地演出，期满解散後刘金福又聘请该社的姚啸梧、瞿曼轩留台指导，并吸收一些旧宝来团团员，组成台湾民兴社文明戏班。该团的演出方式与上海民兴社相同，头出加演诙谐短剧半小时，然後才开演正剧，但仅一个月余即告解散。後来郑公天又来台与刘金福签订合同，从上海募集一批文明戏演员，於彰化、台南等地演出，演员合约期满便就地解散。1923年前後，台南人吴鸿河因於上海民兴社演出时担任辩士引起兴趣，筹组「台南黎明新剧团」，以侦探剧吸引观众，後来吴鸿河与股东意见不合而退出，剧团因乏人领导而解散，台湾话剧的移植时期也宣告结束。
1920年代初台湾文明戏的演出，从上海民兴社到台南黎明新剧团，很明显地标示着戏剧内容与演出形式受外来影响的移植性格。虽然在台湾标榜为「文明戏」的通俗性剧团演出的时间短暂，但因巡回各地而影响了其他民间职业新剧团的成立，逐渐成为与传统戏曲对抗的新势力；它与改良戏都是台湾新剧的先行者，为往後的戏剧文化奠下了基础，在日治时期的戏剧活动中，自有其地位和价值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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