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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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大士、义乌双林寺始祖，中国维摩禅祖师松山结庵修行三次进京见梁武帝创建双林寺三教合一的倡导者首创转轮藏法门继承释迦开中国禅宗原始宗风傅大士对天台宗的影响不平静的后半生

南朝大士、义乌双林寺始祖，中国维摩禅祖师　　傅大士(497—569年4月24日)，姓傅名翕，字玄风，号善慧。《续高僧传》称傅弘，又称善慧大士、鱼行大士、双林大士、东阳大士、乌伤居士。东阳郡乌伤县(今浙江义乌)人。南朝梁代禅宗著名之尊宿，义乌双林寺始祖，中国维摩禅祖师，与达摩、志公共称梁代三大士。
松山结庵修行　　六朝时期国家南北分裂，生活在那个时代，人们过着生死无常的恶梦般的生活，于是佛教的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学说就在各地盛行起来，连皇帝也信奉佛教。傅大士就在这个时代应运而生。
　　傅大士的父亲叫傅宣慈，母亲姓王。他16岁娶妻，名叫留妙光。生了二个儿子，一个叫普建，一个叫普成。
　　傅大士年轻的时候，常去捕鱼，捕到鱼后，每次都要把装鱼的竹笼沉到水下，使这些鱼有自由离去的机会。他想鱼儿能游出的都游出去，留着不去的才算是因果所致。因此人们讥笑他是愚人。
　　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傅大士24岁。有一天，他在稽亭塘边捕鱼，来了一位头陀，名叫达摩，印度人，从高山而来，人们叫他嵩头陀。他指点傅翁，使他顿悟前缘，投身佛门。因问修道之地，嵩头陀指了指松山下双寿树说：“此可矣!”过后，傅大士就来此结庵修行，这就是以后的双林寺。
　　松山又叫云黄山，在今佛堂镇东部，周围30里，画溪环山而过。傅大士偕同妻子留妙光在此躬耕而居，过着农禅的生活。有时还给别人打工。他就这样，白天劳作，晚上修学，勤奋过日子。并以救度众生为己任。有一次，有人来偷他所种的瓜果，大士非但没有加以责怪，反而给他装满了一篮子，叫他拿回家去，表现出大慈大悲的情怀。
　　他这样苦行修身了七年，渐渐地便有许多乡里人前来顶礼膜拜，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傅大士的灵异事迹愈来愈多，愈传愈广，大家都认为他是弥勒化身，是十地菩萨。
三次进京见梁武帝　　傅大士经过十年的修道和弘法，形成中国式大乘佛教的基本理论，还聚集了一批能以生命殉道的信徒，一时人才济济。但双林寺地处偏僻，虽然“门徒肃肃，学侣诜诜”，惟行化一方，法不广被。必须感动人皇和京城的贵族官员，才能将他的教法普及开来，达到“通被慈悲，义无偏党”的效果。
　　其时，梁武帝宣扬佛教，京城高僧云集。但是朝野对傅大士是很不理解的，认为他是一个“白衣人”，有的看他不起，也有妒恨他的。不过他的弟子，如慧集、傅普愍等，都是狂热的宗教信徒，他们立下誓愿：“若大士道法不弘，各随苦行。”到了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正月二十八日，傅大士认为进京弘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写了一道奏折，遣弟子傅旺入都致书梁高祖武皇帝。原文是：
　　双林树下当未解脱善慧大士，白国主救世菩萨，今条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以虚怀为本，不著为宗，无相为因，涅盘为果;其中善，以治身为本，治国为宗，天上人间，果报安乐;其下善，以护养众生，胜残去杀，吾令百姓俱禀六斋。
　　同年(534)十二月十九日，傅大土第一次到达京都蒋山。他和梁武帝第一次接触，即谈得很投机。梁武帝还招待他吃饭，叫他住同泰寺，后徙钟山定林寺，并供给膳宿诸般费用。从此，“京洛名僧，学徒云聚，莫不提函负帙，问慧咨禅。”大士本人则“居明高松，卧依盘石，于四彻之中，恒泫(流)甘露;六旬之内常雨天华。”大家都认为他是神仙下界。
　　大同元年(535)正月，武帝幸华林园重云殿开法会，自讲三慧般若经。于时王侯满筵，公卿连席。皇帝专为傅大士独设一榻，以大士绝世通人，故加殊礼。不一会，皇帝来了，王公大臣都去迎接圣驾，只有傅大士一人坐着不动。
　　傅大士不臣天子、不友诸候，非但没有引起梁武帝的不满，反而更受尊敬。这次讲席既散，皇帝赐之水火珠一枚，直径达一寸多，珠圆明洞澈。皇帝体察大士住在山里水火难至，故以此珠赐之，取水火于日月之意。
　　这次法会之后，梁武帝又于寿光殿单独宴请大士开讲玄妙的理论，整整谈了一天。
　　有一次，梁武帝请大士讲《金刚经》，才升座，大士抚尺挥案，一敲便下座。皇帝给他弄呆了。在旁边的志公问 陛下“会么?”帝曰：“不会。”志公就宣布：“大士讲经已经完毕。”再请讲，大士索拍板升座，唱四十九颂便去。后人苏东坡写的傅大士赞：“善慧执板，南泉作舞，借我们槌，为君打鼓。”讲的就是这码事。
　　志公和傅大士是同时代人物，但志公比傅大士年长，而且声望之隆，在傅大士之先。达摩大师到中国的时期也在志公与傅大士之间。南怀瑾先生说：“唯有志公、傅大士等中国禅，可称为中国大乘禅作略，才有透脱佛教的形式，滤过佛学的名相，潇洒诙谐，信手拈来都成妙话，开启唐宋以后中国禅的禅趣——‘机锋’、‘转语’。尤其以傅大士的作略，影响更大。”
　　傅大士的名声得到了佛教高僧大德的敬重。如慧和法师者，年末二十已深究诸佛秘藏，讲论无敌。时归依头陀寺隐法师，及隐公将欲迁化，法师乃计谋后事，问：“谁可依止?”隐公答曰：“东阳傅大士自然智慧，深解大乘，可依为师。”于是法师礼谒请为弟子。说明傅大士影响之大。
　　同元年(535)四月，他回到云黄山。大同五年(539)，傅大士第二次进京。这一次，傅大士在京师住了一年。大同六年(540)，大士辞帝东归。
　　数后月，傅大士以功德事，重新到京都。这是傅大士最后一次赴京。大士三次到京师，结交了梁武帝，并在京弘法所度道俗不可胜计。使他成为当时佛教中的领袖，成为千佛中的一佛，成为维摩禅的祖师。
创建双林寺　　自普通元年(520)，傅大士在双寿树下结庵开始，云黄山下即已逐渐形成二处精舍，但没正式建立寺院。直到他最后一次见到了皇帝，即大同六年(540)，才建议造双林寺，并得到梁武帝的同意和支持，下沼于双梼树旁设寺。对双林寺的创建，有许多说法，徐陵记道：“时还乡党，化度乡亲”，百姓“大倾财宝，同修净福”，乃于山根岭下，创造伽蓝。因此高柯故名双林寺。这一年下半年，双林佛殿建成。佛殿开光后，造了一座九层砖塔。并写了经律l000余卷。
　　傅大士创建双林寺，正处梁武帝晚年。武帝年事已高，老眼昏花，怠于政事，政刑驰紊，沉迷于佛教但不醒悟。他不敢面对现实，治理国家，老是迁就那些准备争夺皇位的子侄和为非作歹的王公贵戚，惟以佛教为寄托来消除烦恼。傅大士想利用佛法启发他醒悟，告诉他“只有息而不灭”才是真话。武帝却认为未免流俗。傅大士又劝说：“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乐。”也就是说“道”和“理”是不灭的，少不得的。但是梁武帝并不理解和醒悟。于是傅大士就发出“若息而灭，见苦(虽)断(犹)集”的感叹。也就是说一切是非都不管，那么社会就要沉沦到无边的苦海中去了。傅大士知道要依靠梁朝的统治阶级，已不可能普渡众生，只得还乡依靠双林寺进行弘法，解救东南一隅处在苦难中的百姓。
　　大同十年(544)，傅大士把佛像经文，交给佛教信徒，又把屋宇田地资生什物全部捐出来为寺院所有。家资房屋捐舍既尽，没有住的地方，他就另搭了一屋立身。夫人妙光也自己建茅草屋立底。他们没日没夜地劳动，过着清苦的生活。
　　双林寺由傅大士开创，高僧辈出，终究名扬天下，隋朝号称“天下第三，江浙第一”。宋朝时被钦定为五山十刹第八，香火久盛不衰。
三教合一的倡导者　　三国南北朝时期，意识形态由儒入玄，由玄入佛。傅大士生活在佛教寺院最盛的时期。经过佛经的大量翻译，渐渐进入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指出：“梁武帝时代，僧副、慧初等，息心山溪，重隐逸，小乘之弊犹未能去。独傅翕超悟大乘，出入佛老，感化及于后世禅教者，翕一人也。”说明傅大士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佛教要中国化，离不开中国本土的“道”和“儒”，尤其是儒学影响很大。南北朝时范缜的《神灭论》，坚持“形神相即”，与佛教“形神相异”对抗。所以佛教要在中国落地生根，难度是很大的。梁武帝用行政命令宣扬佛教，给佛教大开方便之门。不过即使如此，佛教要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儒、道之根基，要和他们互相融合，互相吸收。傅大土第一次上书皇帝，即提出上中下三善，即治国的三种对策。所谓上善般若(佛)、中善“儒”、下善施政，也是基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
　　傅大士创导三教合一，楼颖著的《傅大士录》中也讲得很清楚：
　　大士一日，顶冠、披衲、趿履。帝问：“是僧耶?”士以手指冠。“是道耶?”士以手指履。帝曰：“是俗耶?”士以手指袖衣。遂出。故今双林寺塑大士像。顶道冠，身袈裟，足趿履，仿此迹也。
　　南怀谨?先生说：“傅大士以道冠、僧服、儒履的表相，表示中国禅的法相，是以‘儒行为基，道学为首，佛学为中心’的真正精神，配上他一生的行径。等于是以身设教，亲自写出一篇三教合一的绝妙好文。”
　　儒学是人世的学问，以做人治世为目的，便以“格物、致知、忠诚、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至于学佛修道也离不开人世间，而且这是做人立身处世的基础，但是没有佛家的慈悲心肠是不能容物的。“有容德乃大，无欲性则刚，”德大至刚是一位金刚菩萨了。至于道家讲清净无为，宁静致远，理论少而智术多，没有道家的脑筋，很难制服一些混世魔王，他们从无为中显现有为，利于逆取，所以人们说：“开国以道，治国由儒。”这些都是“世间法”，而佛家是要出世的，要了脱生死，超凡入圣。所谓三教合一，是指要有佛家的居心，用道家的智术和儒家的论理，才不会走入偏激的途径。傅大士时代形成的中国文化，千百年来一直支配着中国的社会和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宋朝王安石作宰相，他的厅堂里挂了一幅傅大士的画像，上面有佛印禅师题的一首赞诗：
道冠儒履释袈裟，和会三家作一家。忘却兜率天上路，双林痴坐待龙华。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傅大土合并三家为一家的主张，在我国历史上，确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甚至是我国传统文化精髓中的一部分。
首创转轮藏法门　　傅大士所创转轮藏法门，影响整个佛教界，至今许多寺院尚有转轮藏之设施。清代雍和官、颐和园都建有转轮藏，且至今尚存。宋代李诫撰《营造法式》一书，还专门介绍了转轮藏的营造法。转轮藏还于镰仑时期传入日本，日本的寺院也普遍有所设置。
　　所谓转轮藏，就是经藏的一种。而经藏就是藏经楼，也就是佛教图书馆。经藏始自南北朝，即是收藏佛教典籍之书库，又称经楼、经库、经堂、经阁、法宝殿、转轮藏、毕卢殿等。藏经楼一般陈列为一排排的书架。但是傅大士认为，经目繁多，陈列那里不是一般人可以遍读，乃于双林寺经楼当中建立一大型旋转书架，内置经书，旋转即可检出所需之书。
　　由于傅大士对宣传佛教的这一重大贡献，后世凡有造立轮藏的地方，皆设置傅大士像，像两侧塑二童子，称为笑佛。乃傅大士的两个儿子，左边为傅普建，右边为傅普成。
继承释迦开中国禅宗原始宗风　　傅大士在佛教史上被尊奉为西天东土应化圣贤，与文殊、天亲、维摩等23人同为菩萨，列在宝志(即志公)之后，慧思、天台智者之前，近人彭梦珩著《历代高僧故事》，记载中国历史上40个高僧的故事，傅大士即是其中之一。
　　傅大士的佛学思想主要收入现存《傅大士录》中。《傅大士录》凡四卷，是唐代楼颖编录，又称《善慧大士语录》、《善慧大士录》、《大士录》。收于卍藏第120册。该书系辑录善慧大士傅翕之语要、业绩及其所作之诗歌，并录有往来问道者之传记。楼颖所辑者原为八卷，其文烦杂，用语俗野，宋代绍兴十三年(1143)，由两浙东路安抚使楼炤删其讹误，刊定为四卷。
　　傅大士对赞论《金刚经》有贡献，《宋史》卷二○五“艺术志”第158页载有《傅大士、宝志金刚经赞》l卷。傅大士主要依靠“敷演句偈，阐扬经论”。所以他的佛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句偈，也就是诗句当中。而且所讲的也不以文字为意，但契合微妙至真之理，说法不过数句，使听的人能根据自己的觉悟程度而得到启示，使人揭开心眼之尘翳，洗去肺肠之垢浊。
　　日本忽滑谷快天认为，傅大士思想之根柢为般若空宗，受僧肇之影响很大。如其偈《行路难》20篇，非断非常、真照无照、心相实相、般若无净、本际不可得、三空无性等题，皆合三论之旨。他还认为傅大士并非三教之调和者，因为傅大士以真空为其教之根柢，故应用老庄之虚无，其说明之方式有相似之点而已。如傅大士有偈;
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　　合矛盾二语为一是傅大士思想的基本形式。如他有一首偶作如是说：
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牛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　　中国佛教协会妙华法师认为，这是一首有名的禅诗。乍读起来颠三倒四，扑朔迷离，却包含着禅的境界和参禅的方法。傅大土用一颠倒了的话表达了一个永久的哲学命题，即“空”和“有”的关系。“有”的世界是一种表象，其本质是“空”的，但这个“空”，不是去掉或搬掉什么东西的“空”，也不是主观上否定客观存在的“空”，而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空，是当体即空的“空”。
　　“步行骑水牛”的含义就更加深刻了。从文字表面上看，一个行路之人，多想有一匹坐骑。倘若乘船，骑牛就是多余。引伸讲，参禅的人就如同行路人，正因迷了本性才需用“参”来洞彻本来面目。傅大士用步行便无骑者，无骑者便无不骑来开示迷误的人。
　　在普通人看来，桥是静止的，桥下的水是流动的。可是傅大士却认为，人在桥上走过时，桥是流动的，底下的水是静止的。桥本不流，不流故流;水常流，流故不流。这就打破了相对的时空概念。在常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荒诞、离奇。但从世学的窠臼中挣脱出来，重新体悟本身和世界，既站在某个角度也不固执某个角度，以每个角度全方位看问题，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这就是般若智慧。
　　傅大士的《心王铭》，更是参禅佳作，其所阐述的心性论是后世禅学的核心和源头，即使是六祖慧能的思想也跳不出《心王铭》所唱的范围。干百年来，《心王铭》仍为禅家药笼中物。
　　《心王铭》唱出直指人心的作略。认为人心“体性虽空，能施法则”，认为见心就能识佛。如“知佛在内，不向外寻”，即几乎是后世的“陆王”心学，又如“莫言心王，空无体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再加“心性虽空，能凡能圣。是故相劝，好生防慎。”这些和儒家的修身养性的讲法也无多大出入，所以今人任继愈先生也认为禅宗的心性修养方法，对宋明儒教修养心性的方法影响至深。而“即心即佛”的思想，是由宝志先唱，傅大士见而禀受之。南怀谨先生认为，此语并非始于达摩，实梁朝一种思潮。
　　中国禅风，起自齐梁之间，因其时有志公和傅大士的影响，而开启唐宋以后中国禅宗的知见。所以南怀理先生说：“如傅大士者，实亦旷代一人。齐梁之间禅宗的兴起，受其影响最大。而形成唐宋禅宗的作略，除了达摩为主体之外，便是志公的大乘禅，傅大土的维摩禅。也可以说，中国禅宗原始的宗风，实由达摩、志公、傅大士三大士的总括而成。”
傅大士对天台宗的影响　　傅大士对天台宗的影响是很大的。大通二年(528年)，他的门徒慧集本在天台山为僧，闻东阳傅大士深解大乘，遂夜行往双林投靠傅大士。承圣元年(552年)，傅大士的门徒比丘法旷到天台山下烧身灭度。傅大士文集中有二首诗：
独自精，其实离声名。三观一心融万品，荆棘丛林皆自平。(其一)独自作，问我心中何所著?推检四运并无生，千端万绪何能缚。(其二)　　“一心三观”是天台宗基本教义。一心即能观之心。傅大土“端正自观心”讲的就是这个心，《心王铭》更是“心”学之名篇。三观，即“空”、“假”、“中”三谛。知“一念之心”乃不可得，不可说，而于一心中圆修空、假、中三谛者，即称“一心三观”。傅大士说：“心性不沉浮，安住三三昧，万行悉圆收”，也是这个意思。
　　傅大士与天台宗被尊为二祖的慧文同是“一心三观”的宣传者。天台宗智凯传灌顶，其徒缙云智威，智威之徒东阳慧威，慧威之徒玄朗乃义乌人，大都在双林寺周围的会稽、婺州一带活动，和双林关系密切，受傅大士影响很深。由于傅大士对“一心三观”透彻的理解和宣扬，得到了天台宗学人的尊敬，日本天台宗的创始人最澄在其《内佛法相承脉谱》中，就把傅大士列为天台宗二祖之一。
　　傅大士虽然是一个能“普应万机”的“绝世通人”，但并无师承关系，是个“师无所师”的人。因而，天台宗的著作中，虽有很多宣扬傅大士的记载，傅大士的舍利也被天台宗僧徒三次迎请供奉，但他在台教史中之地位很难得到肯定。
　　天台宗在唐朝，因受慈恩、贤首各宗派势力的影响，相形失势。到了八祖玄朗(673—754)时代，才有起色，玄朗的弟子湛然成为中兴之祖。湛然就是以傅大士作为中兴的旗帜，来弘扬天台止观的。他在其著作《止观义例》卷中写道：“设使印度的;圣(达摩)来议，末若兜率二生(傅大士)垂降。”“况复三观本宗《璎珞》，补处大士(指傅大士)金口亲承。故知一家教门，远禀佛经复与大士，宛如符契。”
　　傅大士所唱的一些诗谒既然能和天台宗的教义符契，傅大士的名望又久盛不衰，推出傅大士为旗帜便成为中兴台教的重大举措。加上湛然的师父玄朗是傅大士的六世孙，“玄朗愿生兜率亲近弥勒”，意欲继存先祖傅大士的衣钵。清代大学者朱一新曾说，傅大士“六世孙玄朗禅师，定慧双修，空有皆舍，衣不传而无垢，灯以续而长 明”。很明显他也是先祖傅大士的继承人。玄朗的弟子很多，有新罗(朝鲜)僧法融、理应、纯英等人。他不可能不对他的传人湛然发生影响。而且双林寺也有天台宗的遗迹，如傅大士夫人留妙光所居“双梼庵”，后人改称为“止观底”就是明证。
不平静的后半生　　太清二年(548)，发生侯景之乱。侯景专门从事烧杀掳掠，他遣军攻浙东，鼓励诸将“破栅平城，尽屠毋赦”，江南赤地千里，白骨成堆。这一年，傅大士再次捐舍田园产业以设会。但是他的资产是有限的，光施财不解决问题，他就考虑用“法施”来感动上天和众生。先是持不食上斋，接着准备自焚烧身，为众生赎罪，并以此表示对罪恶行径的抗议。
　　他的门徒，个个悲号啼哭，愿以身代。他们共同发愿将欲“庄严佛刹，克己灰身，成就胜德”。大家都“伏愿师主”，“久留世间”，“接养孤穷”，“利安贫老”。并且前来挽留的人愈来愈多，有比丘法脱、法坚、普济，还有居士傅长、傅远等42人。这样，傅大士才答应暂留人间。
　　太清三年(549)，梁运将终，国家一片混乱。傅大士将所有资财都散给处在饥荒中的贫苦大众。并伙同门徒辛苦劳作，拾橡果、煮野菜粥度荒，还要节约粮食救济贫困。大宝元年(550)春天，乡里无牛耕作，傅大士便将耕牛送给老百姓使役，他们自己用人工代耕。
　　由于灾祸连年不断，“人民困苦，死亡者多”，地方上又发生火灾。他们认为这是佛法欲灭之兆微，只有绝食和烧身灭度才能请佛住世以普渡众生。于是弟子中有多人烧身灭度，还有割耳出血和香洒地及奉不食上斋者凡百人。以上事实，现代人看来是迷信和愚昧，也无济于事，且过于残忍，但是它是中华民族苦难史的组成部分。同时反映了我们的先人为了个人的修持和大众的利益，不惜赴汤蹈火;也说明傅大士在当时人民中的威望，以及佛教和双林寺在当时的影响和规模。
　　这段期间大士不时拿出粮食、财帛举办法会，宣扬佛法。天嘉四年(563)，他舍了50担米、30匹绢。天嘉五年(564)照样营斋，转颂法华经21遍。这一年，还在会稽铸宝王像10躯。自后五年，凡设六会如前。
　　傅大士的一生，就是这样“计筹度人，对机立教”，广植善根，弘扬正法，“贪嗔痴”三业俱清，“根尘识”一丝不挂，立语言以垂教，示色相以参禅。
　　太建元年(569)四月二十四日，大士离开人世，终年73岁。
　　太建五年(573)，陈宣帝下沼南朝著名骈文学家徐陵为傅大士撰写碑文。
　　傅大士灭度至今已1400多年，但他的影响千秋不灭。南怀瑾先生说：“傅大士生于齐、梁之际，悟道以后，精进修持，及其壮盛之年，方显知于梁武帝，备受敬重。而终梁、陈之间。数十年，始终在世变频仍、生灵涂炭、民生不安中度过他的一生。他不但在东南半壁江山中弘扬正法而建立教化，而且极尽所能，施行大乘菩萨道的愿力，救灾济贫，不遗余力。当时江左的偏安局面，有他一人的德行，作为平民大众安度乱离的屏障，其功实有多者。至于见地超人，修行真实，虽游心于佛学经论之内，而又超然于教外别传之旨，如非再来人岂能如此。”傅大士一生的特点是能合“空”、“有”为一义，能将解脱修行和社会参与二者统一起来。他不但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位超悟的禅师，而且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哲人，一位思想家。他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现引唐朝大诗人郎士元的《双林寺遏傅大士》一诗作为本传的结语：
草露经前代，津梁及后人。此方今示灭，何国更分身。月色空知夜，松阴不记春。犹怜下生日，应在一微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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