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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遗址最早为郭辉於1953年一月调查所发现，同年五月，石璋如及宋文薰曾进行过调查工作并发表简要之调查结果报告（石璋如、宋文薰1953）。之後，红毛港遗址陆续有过多次的调查，如盛清沂（19-）及刘益昌等（2002）。盛清沂的调查中，於池府-宫的东、北、西三面沙地中，均见有遗物零星散布，在大路南侧一带的滨海沙丘，尤以面向河的斜坡面较多（盛清沂19-）。从采集所得文化遗留判断，遗址之年代为新石器时代中期绳纹红陶文化之红毛港类型（刘益昌等2002）。
为了进一步了解红毛港遗址之地层堆积以及其文化内涵与北部绳纹红陶文化之异同，刘益昌於2002年4月间，在池和宫西南侧的古老沙丘上现代一座大墓地後方的树林中进行试掘。据当地耆老口述得知，红毛港遗址上早期（约五十年前）并无种植防风林，由於强风的吹拂下，史前文化层暴露於地表，与现代遗留混杂在一起或有扰乱的现象。基本上此遗址可分为两个文化层，下层之绳纹红陶文化层及上层之历史时期文化层。下文化层出土的文化遗留有橙红色夹砂陶，器表有绳纹及素面两类，器形则以罐形器为主。石器方面有打制斧锄形器、打制石片器、砝码形石器、砍伐器以及石锤等。以其出土的陶器质地与类型判断，红毛港与上沙仑II遗址之陶器大致相似。上文化层有相当程度的扰乱，出土遗留以砖、瓦、瓷片及玻璃等，应为相当晚近之文化遗留（刘益昌等2002）。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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